红色家风万代传之严于律己 ——金寨籍老红军老将军的红色家风故事
发布人:监审处  发布时间:2017-06-07   浏览次数:18

        目前,一场以“做好家教、树好家风、建好家庭”为主题的家风建设活动正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红色家风,是一种特殊的家风,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老党员、老干部所建立和倡导的家风,是向上、向好、向善的家庭风气、风格与风尚。传承红色家风,可以正作风、塑政风、兴党风、带民风。如果丢掉了红色家风,沾染了不良家风,就很有可能会像徐向前元帅所说的那样:“千百万人的流血牺牲就会付之东流 。”

  因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驱者、老红军、老将军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落到实处。

  安徽省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全国第二将军县。革命战争年代,先后有10万多英雄儿女参军征战,绝大多数血洒疆场、为国捐躯。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一共走出了59位开国将军,他们不仅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建立不朽功勋,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初心不改、继续前行,严格要求自己、始终艰苦奋斗,为祖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人民兢兢业业、殚精竭虑,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身体力行教育和影响子孙后代,使其“永远听党话、始终跟党走”,建立了极好的家风、家训、家规,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红色家风故事。非常值得我们党员干部学习、借鉴、传承、弘扬。

  故事1:上将洪学智的“八条铁令”

  洪学智,金寨双河人,历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副师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奠基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原委员。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也被人称为“六星上将”。

  “六星上将”洪学智曾两度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是掌管钱财最多的一位军队领导。他经常告诫自己和下属:“人生一世,可能什么情况都会遇到,但是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以宽容之心待人、敬业之心做事、敬畏之心律己,任何时候都不要去贪图小利。”

  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洪学智定下了许多规矩,比如:下部队严格“四菜一汤”标准,就餐摆酒一律不喝,任何时候都不许用公家的钱款请吃请喝,饭桌上不许有剩饭,部队和下级送的礼物一律不收,不允许子女搭车,等等。后来,这些规定被其下属概括归纳为“八条铁令”,始终认真执行,谁都不敢触犯。

  洪学智经常到部队、到地方去开展调查研究,遇到部队与地方领导送礼,他都一概拒收。有一次,洪学智下部队,在乘车返回的途中,发现车子上多了一小口袋花生,他立即追问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报告说,这是基层官兵的一点心意。洪学智立即火了:“我们到部队,吃住都在部队,给人家添了那么多麻烦,走了还拿部队的东西,哪有这样的道理?”洪学智说:“现在,社会风气有不好的一面,别人怎么做我管不了,但咱们自己一定要做好,不能让人背后戳脊梁骨、说闲话。我现在管的是全军的钱物,到部队里去哪怕是拿一点东西、占一点便宜,官兵们会怎么看、怎么想?如果身居要位的人这个拿一点、那个占一点,必然会带坏部队风气。部队的风气坏了,还怎么指望他们去好好打仗?”

  还有一次,洪学智到内蒙古视察,当地领导安排他参观了鄂尔多斯羊绒衫厂。厂领导准备了几件羊绒衫,想请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转给洪学智,希望他能够帮助扩大宣传。主席征求洪学智随行人员邢秘书的意见,刑秘书说,首长不会收的,您还是别去碰他的规矩。主席坚持说:“这是我们这里的特色产品,是请首长帮助扩大宣传的,我直接去跟他解释。”最终,羊绒衫还是被悉数退回了。事后,主席感慨地对邢秘书说:“还是你对老首长了解得深,不过,虽然礼物被拒收了,可是我内心里却更加敬重他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质的确让人钦佩!”

  洪学智下部队,一向坚持轻车简从,反对前呼后拥;招待用餐,严格执行“四菜一汤”规定,不准突破、不搞变通。有一次,到总后的一个直属单位去调研。第一天晚餐,按正常速度上菜,两道菜之间相隔时间比较长。洪学智吃过四道菜后,说:吃饱了,起身便走。单位领导明知菜还没有上完,也不便明说,只好陪同离席。第二天晚餐,上菜速度加快了,不等洪学智吃饱饭,已经上了六、七道菜。洪学智问,昨天上四个菜不是很好嘛?今天怎么搞的?为什么要增加?到了第三天晚餐,虽然还是四道菜,但是每道菜都换成了一大盘子,并且每一个大盘子里面都放了好几样菜,成了一个大拼盘。洪学智问,你们还有比这更大的盘子吗?单位领导开始说有,但很快琢磨出这是批评的意思,便连声说没有了、没有了。洪学智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想让我吃好点、多吃点,是一片好心,但是菜多了,一是破坏了规矩,二是造成了浪费,三是有可能损害健康,何苦呢?随着物资的丰富和社会风气的变化,有人劝他不要太较真,可以变通一下。洪学智则说,不管物资多么丰富,社会风气怎么变化,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绝对不能丢!

  故事2:张贻祥将军----曾让一名老干部“全家上了当!”

  张贻祥,金寨南溪人,历任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二七一团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主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支队政委,太行军区独立支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参谋处政治协理员,华北军区军械部副部长、政委,中央军械试验靶场场长、第20训练基地副司令员、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贻祥将军经常告诫子女要遵纪守法,不要搞特殊化。1970年8月,一位老同志的女婿即将从某军事工程院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哪里工作?成了全家都很伤脑筋的问题。这位老同志忽然想起来,张贻祥正在北京化工学院读大学的儿子张经这一年也将面临毕业分配问题,于是,他灵机一动,认定老张一定会将自己的儿子分配到最好的单位去。他便决定傍上张贻祥,张贻祥把儿子放在哪里,他家的女婿也要分配在哪里。张贻祥得知后,耐心地劝他:“你不要跟我们比,我儿子将来要去的地方,那里真的艰苦!”这位老同志和夫人都笑着摇头说:“你们有好地方不愿让我们去,你骗我们!我女婿偏要跟你儿子去同一个地方!”当年,张贻祥的儿子所在的大学确实有一批国防科委13研究院的分配名额,儿子也完全符合留在北京工作的条件。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张贻祥却罕见地为私事动用了自己的权力,他将自己的宝贝儿子分配到了位于晋西北的20训练基地第五试验部。全基地人都知道,那可是整个基地所属单位中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后来,这位老同志笑着对张贻祥说:“我们全家都上了你的当啊!”

  故事3:王远芬将军----从不占公家的一点便宜

  王远芬,金寨斑竹园人,历任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参谋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参谋长、独立团团长,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太行军区参谋长,平原军区安阳军分区(后划归河南省军区)司令员,河南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王远芬将军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哪怕是一点一滴的小事,也要公私分明、毫不含糊。

  1955年,王远芬将军由安阳军分区司令员调任河南省军区任参谋长,搬家时警卫员误将军分区的一只绿色搪瓷脸盆带到了郑州。一次,他的两个女儿用那脸盆洗脸时被他撞见了。他叫过警卫员,询问原因。警卫员吞吞吐吐地说,带错了。他听后非常生气,执意叫他捎回去。警卫员见他的两个女儿正用着那只脸盆,便轻声嘀咕:“一点小事,算了吧?”王远芬却毫不含糊地说:“小事也应分清楚!绝不能占公家一点便宜!”

  后来,他还追问那位警卫员送去了没有,当警卫员汇报说,已妥善归还后,他才放心。

  故事4:老红军梅少卿的“约法三章”

  梅少卿,金寨沙河人,历任新四军第二师五旅十三团政治处主任兼总支书记、独立旅三团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华东军区第三荣军学校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后勤部军械部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华东军区后勤干部学校政治军委兼党委书记、沈阳军区防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干部管理部部长、广州军区空军干部管理部部长(正军级)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老红军梅少卿始终认为,干部部是党委的办事机关,是党的干部路线的具体贯彻执行者,因此,应该努力把干部部办成“干部之家”。而要做到这一点,干部工作者就都要切实增强全心全意为广大干部服务的意识,成为干部的知心人、贴心人。为此,他对下属制定了约法三章:第一,要坚决贯彻党的德才兼优的干部工作路线,坚持用人唯贤的原则。在空军与防空军两个兵种刚刚合并的情况下,特别强调要搞好内外团结,对所有干部都要一视同仁,不搞亲疏厚薄;第二,要树立立党为公、为政清廉的思想作风,坚决克服那种认为做干部工作、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吃请、不受礼、不看人办事;第三,要尊重、关心、体贴干部,对过往和来访的干部,要热情接待,态度要和霭可亲,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坚决摒弃干部部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

  梅少卿是这样要求别人的,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从沈阳空军调到广州空军工作时,按理说自己是干部部部长,他爱人又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加上他身体不好,随同调动、安排个好工作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当干部部主动提出来为他爱人联系、安排工作时,他却说:“现在地方上安排工作比较困难,许多部队、机关的干部家属工作安排长期得不到解决,我如果利用职权先把自己爱人的工作安排得好好的,别人会怎么想?”就这样,他不让组织出面替他爱人安排工作,自己生活坚持自理,吃饭到食堂买,部队发什么穿什么、供应什么用什么,自己还经常打草鞋,床上用的仍然是在部队时用的粗布被子。直到半年后,他的爱人才通过地方系统联系,调到广州工作。

  梅少卿同志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每天早上六点多钟就赶到办公室上班,直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才回家休息,节假日也是一样,同志们都说:“办公室就是梅部长的家。”

  梅少卿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从不要特殊照顾。大家感动地说:“梅部长不但不搞特权,而且连应该享受的权利都不用。”他在任广州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时,到广州和广州附近的部队检查、了解工作,坚持做到不是紧急情况不用小车,能步行的不坐公共汽车,从不坐公家的汽车办私事。有一次,他到一个团去检查工作,驻地离团部有35里路程,助理员安排他乘坐汽车去,他却说:“就不要用车了,这里距离团部近,我们走去。”说完,便带领助理员出发了。30多里路程,他拖着伤残的身体走了5个多小时,到团部时已经是下午了,错过了部队的吃饭时间。团政委问:“首长,您吃饭了没有?”“我们带点干粮在路上吃过了,赶紧召集大家开会吧!”梅少卿回答说。他为了不给下级添麻烦,明明没吃饭却说吃过了。

  梅少卿是老红军,又是乙等甲级残废军人,身患多种疾病。可是,生活上他从不要求特殊照顾,部队发给他的残废军人证也从来没有使用过。“四人帮”横行时期,市场供应紧张,秩序也不好,他和大家一样艰难地排着长队去买米买菜。1981年,广州军区向部队的老红军、老干部增发了一种红色的“优待证”。然而,他的“优待证”却一直沉睡在抽屉里。逢年过节,地方政府也向老红军、老干部增发鱼、肉、禽、蛋等一些票证,但是,他总是把这些票证夹在“优待证”里,从不用它。有时候,他连续跑了几个市场也没买上菜,但是,他宁可空手回家,也不愿享用“优待证”上规定的特殊照顾。

  故事5:老红军周光夫妇------从来不搞特殊化

  周光,金寨汤家汇人,曾任红四军民运部部长,鄂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旅大市公安总局局长、长春市副市长、市长,中共长春市委书记处书记,吉林省委常委,吉林省副省长等职务。

  老红军周光夫妇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能够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利,从不利用职权为子女亲属谋取私利,坚持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以身作则,教育孩子不搞特殊化!

  周光和夫人池精武平易近人、待人热情,把工作人员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就连工人来家里搞维修,他们都会亲自倒茶递烟,没有一点架子。他们身体力行,当人们的公仆,让孩子耳濡目染地养成尊重人、平等待人、热情待人、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品格。

  周光是南方人,有吃大米的习惯。而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北大米供应很少,周光坚持吃面和杂粮,从不开后门多买一点大米。油也不够吃,每人每月只有2两。当时有的人悄悄地从农村买点豆油,可周光要求家里人千万不要去买。他严肃地说,当领导干部的不能带头破坏国家的政策。

  周光配有专车,但他从来不允许子女乘坐。有一次,司机自作主张送了儿子周世红一次,结果被周光极为严厉地批评了一顿。自此以后,子女们再也不敢乘坐父亲的专车了。以致后来周世红在沈阳工作,每次回长春都是坐夜晚的火车,当时没有出租车,哪怕是深夜,都是自己走着回家。在周光和池精武的严格要求下,周世红和妹妹养成了习惯,从不借父母的“光”、去占公家的一点便宜。

  对此,周世红在《回忆我的父亲》中感悟道:“他用他的高尚情操教育了我。人们都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教师。我的父亲就是我最好的第一位教师、是我的领路人。”

  1977年4月24日,周光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旅途。和他一起生活过的子女亲属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都能严守家教、不求荫蔽、朴实勤劳、遵纪守法。

  周光、池精武抱养的女儿初中毕业,时逢“十年动乱”,和千百万青年学生一样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参军、复员,始终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

  随周光一起生活的侄儿周世明,在五十年代企事业单位大招工时,被设计院招收为描图员,后调到汽车厂水箱车间当一名普通的工人,劳作一生,于1993年病故,年仅61岁。

  池精武的弟弟池精沛,孤苦无依,从河北投奔姐姐、姐夫而来,招工进厂后当了一名汽修工,继而开车、当司机,后娶妻成家,另立门户,自食其力,一直过着平民生活。

  故事6:“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工作,父亲从来都不让我们享受他的待遇。”

  骆斌,金寨双河人。1917年10出生。曾任新四军三师译电组长、四十军机要科长、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安庆地委常委、行署副专员。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老红军骆斌有4个儿子、1个女儿。唯一的女儿骆惠萍告诉我们,父母非常怜爱她,但是,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工作,父亲从不让她们享受他的待遇。1962年的一个星期天,那时骆斌在湖南民航局当政委,骆惠萍只有四、五岁。父亲要骑自行车到较远的地方去修理全家的鞋子,骆惠萍就缠着非要跟他去不可。由于骆斌的车技不太好,结果,在一个大下坡的地方,父女双双从自行车上跌了下来,骆斌的手臂和膝盖全都摔破了,自行车也摔得不能骑了。当时,还很小的骆惠萍非常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骑自行车?为什么不用公家的小车呢?”骆惠萍痛得大哭,骆斌却忍着疼痛,告诉她为什么不能用公车办私事的道理。

  骆惠萍说,作为家里的独女,从小到大她深受父亲的宠爱,但是父亲从不允许她利用父辈的权力搞特殊化。1983年8月,她生完女儿第三天要出院回家,想让父亲用他的小车接她和刚出生的女儿回家,骆斌却说:“小车是配给我的办公用车,用公车接你回家,影响不好!”结果是母亲抱着她刚出生3天的女儿,自己头戴草帽、顶着烈日,步行2公里回家。

  作者( 搜集整理者): 胡遵远